俠醫仁心（五）：3萬呎上的救援
當上中大醫學院教職員後，工作除了日常治療病人外，還涉及參加大型國際會議，報告及闡述我們重要的研究結果，能與全球頂尖學者討論和探討未來發展方向，是難得的機會！
我因為要常常參加國際會議，每年在長途機上消磨人生的時間多了，碰到在飛機上緊急醫療召喚的機會亦隨之倍增。
「飛機上有沒有醫護人員？有緊急醫療情况需要幫助！」我剛從倫敦乘坐飛機回港，還有5小時才到達時，在航機上聽到這個廣播，急步走到機尾的現場，當時已有3名不同國籍的醫生正在急救。病者患有糖尿病，上機前有腹瀉，應該是血糖低和缺水暈倒。通過我們合力急救，這名乘客很快已蘇醒過來。
過去20年，差不多每年都有一次在飛機上被召喚的經驗，大部分碰到的醫療情况都是暈厥（syncope）。記得我當醫學生時，第一個臨牀課題就是暈厥的成因和治療，大部分暈厥用基本功都能處理。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召喚是從美國回港，機上一名乘客表示急性右下腹痛，作為外科醫生的我，本能反應的診斷就是闌尾炎，因飛行時間還需8小時，機長擔心是否需要緊急降落，我反覆檢查後發現還未有腹膜炎的迹象，決定再觀察多半小時才決定，幸好這名乘客半小時內出現腹瀉的病徵，診斷自然變成腸胃炎，不需要擔心作「空中闌尾切除」。
有一宗世界聞名的空中手術亦跟香港有關，1995年香港外科醫學院考官Dr. Angus Wallace，完成專業考核後回程期間，在機上遇到一名上機前從電單車摔倒的傷者，當時她有胸痛和胸骨骨折的迹象，引發張力性氣胸致呼吸困難。Dr. Wallace果斷地利用機上僅有的儀器，包括衣架和用白蘭地消毒，開刀放入胸管釋放氣胸，病人情况好轉，安全抵達機場。
當「空中醫生」看到病人情况好轉而感到欣喜的同時，可能有人會問，是否擔心因為飛機上環境和儀器的限制，令醫生不能提供最適切的治療，從而引致法律訴訟。當醫生的初心都是為了救人，較少考慮行醫的後果，亦認為是見義勇為的做法，會受到《善良的撒瑪利亞人法》（Good Samaritan Act）保護。幸好翻查紀錄，如此訴訟絕無僅有。過去10數次的經驗亦令我知道，飛機上的急救箱和儀器愈來愈進步，同時加上地面醫生的支援，空中救援可謂愈來愈完備。
還記得一次休假期間飛機上又緊急召喚醫生，我的3名小朋友大聲道：「爸爸，服務員找你！」下機後我問他們：「媽媽也是醫生，為什麼你們不約而同地指派爸爸回應？」他們說：「媽媽是兒科醫生，飛機上很少兒科的問題，都是你處理比較適合！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