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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med.cuhk.edu.hk/about-us/overview/publication/hear-from-our-frontline-staff/story-3-dr-lu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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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r.Lui
希望



雷頌恩醫生(MBChB 2001) ,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,現於威爾斯親王醫院工作。不論17年前還是「新丁」的經歷沙士,還是17年後已較「資深」地面對COVID-19,她都知道,她並非孤身作戰。

以下為她以「希望」為題,撰文分享。


十七年前上戰場



十七年前的我,剛完成實習訓練,正式成為內科部的住院醫生。當我以為每天日常工作已是滿有新鮮和刺激感時,三月中的某一天,赫然發現自己已經處於戰場的中央。我們醫院的一個內科病房,同時發現有很多同事出現發燒症狀。不久,他們都被診斷患上肺炎,並且看着一個一個年輕壯健的伙伴們病情紛紛轉重,呼吸衰竭,要被送到深切治療部。我們部門的主管毅然成立Dirty team,好讓我們一部分同事能專心照顧愈來愈多的肺炎患者;另一部分同事處理日常臨牀工作。

那場疫症臨到以前,我們所接受的感染控制訓練十分薄弱。當時醫院沒有任何合規格的負壓隔離病房。猶記得參與Dirty team的頭數天,我們每天都在研究應該怎樣佩戴N95口罩,怎樣穿上及卸下保護衣物。沒有人爭論應否重用N95口罩,因為大家都認為這麼厲害的東西一定很昂貴,怎可能用一次便丟掉?現在回想起來,雖然為着當時的無知感覺羞愧,但正是那份無知,省卻了不少擔憂,克服了那不太大的恐懼。反正已身在戰場的中央,唯有盡力去作戰。

 


十七年後,惶恐的戰「疫」



回想今年一月初的時候,聽聞武漢出現原因不明的肺炎爆發,心想香港應不會出現十七年前的疫情吧。到了一月下旬,內地的狀况令人愈感憂心。跟十七年前不一樣的是,我們彷彿在觀看着遠方的敵人,雖然不知道他會否攻打過來,或是他有多強大,但心裏的恐懼卻比十七年前大百倍。今天我們擁有絕對比從前更完善的訓練及設備,但同時也提高了警覺。我們比以往更了解身處的制度下各種限制,以及實質具備的增援能力。

農曆新年前夕,香港出現首宗確診個案。新年假期期間,驚聞有五百萬人已經離開武漢,病毒也較預期更具傳染力。我們內科部再次成立Dirty team。上一次疫症為我們留下不少心碎的回憶,但同時也令我們一次又一次被醫院內外的香港人所感動。今天,香港貌似千瘡百孔,人心惶惶,怨聲載道,但當我們再次披上戰衣,預備作戰之際,香港人又一次令我們知道,我們並非孤軍作戰。

 


Dirty team非孤軍作戰



醫院內,一知道即將成立Dirty team,便有不少不同年資、不同專科的同事自動表示希望參與Dirty team的工作。由於疫情每天在變,有很多決定來得非常倉卒,負責行政的同事卻毫無怨言地頻頻為我們調動人手和工作安排。化驗室同事更想盡方法支援我們照顧病人。即使不是直接參與Dirty team工作的同事都努力在其崗位上,花盡心思紓緩這場疫情。負責資訊科技的同事迅速地設立軟件,讓同事可以遙距診病,減少醫院內交叉感染。其他部門的同事也幫忙照顧一些原本在內科部的病人,以減輕我們的擔子。同事們常常送來各種維生素和保健飲料,以提升免疫力。更有同事提議騰出自己的住所,以作有需要同事的臨時宿舍。

醫院外,支援我們的人更是絡繹不絕。我常常收到家人和朋友發來的問候短訊及「補肺」湯水。我們也常常收到公眾人士送來的心意卡,承載着窩心的祝福,特別是那些來自小孩及年輕學生的祝福,令團隊深受感動。還有無數朋友、企業家、社會人士等通過各種途徑,為在公營及私營工作的醫護張羅及捐贈口罩和其他物資。就連入住隔離病房的病人,也因聽聞醫院的保護裝備緊絀,囑咐我們沒必要就不用進去其房間,以節省保護衣物。

現在到了二月下旬,香港的本地確診個案仍有持續上升之勢,情况着實令人憂慮。社區傳播的實際幅度沒有人知道有多大,疫症的盡頭似乎仍然遙不可及。每當我感到憂心的時候,香港人的鼓勵,各人充滿着愛的行動,都帶給我盼望。因為,唯有愛才是希望的泉源。

由一月尾成立Dirty team以來,頭數星期忙於安排籌措病房工作。來到過去一周才多點時間留意香港以外的狀况。最近從媒體聽到不少來自武漢的悲慘故事。當中故事主角的經歷在很多香港人心裏都不會太陌生。他們在疫症下心中的無奈、無力感、甚或絕望,畢竟都是我們很多人所經歷過的。在日本郵輪上的香港人,和確診要留在當地的香港人,也令我和很多同事擔心。看到首批抵港乘客的表情,像從牢獄中被釋放出來般,但仍被困於郵輪上的人,他們在傳播鏈的威脅下,心中的徬徨令我不敢想像。

香港人,我們經歷過傷心的歲月。雨過天青的日子可能仍離我們甚遠。但是,堅持着對自己和對遇上不幸的人懷着愛,我們總會見到希望。

P.S. 我們其實已改名為Isolation ward team (傳染病房隊伍)。原因是我們相信自己緊守遵行感染控制的措施,受感染的機會應當很低,也不想隊員因名稱被歧視。不過筆者在此仍用此名稱,因為它是我們的集體回憶,令香港人容易產生共鳴。


圖文來源:明報(23/02/2020)